不写的战犯1931年6月，文强被，后经特工相助侥幸逃脱。四川省委当时正贯彻王明“左”倾主义方针，实行“怀疑一切”、“斗争”那一套，甚至以对敌斗争的方式对待同志，活着归队的文强自然成为重点怀疑对象。经审查一番后，文强被指“有失节行为”，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备感的文强，但无济于事。他愤然留下一封信给省委主要负责人，携时任四川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负气出走。信中称：“我们暂时离开你。你革你的命，我革我的命。Goodbye！”夫妻俩到了上海，四处寻找他们最信赖的，想请他主持，但始终找不到。他们只好返回长沙老家，以做老师和报刊编辑、记者谋生，从此脱离了。1935年，文强写的一篇文章惹来杀身之祸湖南省兼四军总司令何键将他。文强闻风而逃，东躲一段日子后，找到了廖泽，求他帮忙消灾避祸。此时的廖泽已脱离，进入了军统局。他把文强推荐到浙江中央学校任职，并把他引见给“军统”戴笠。戴笠见曾经的前来投靠，不禁喜出望外，力邀文入军统局，并先后任命他为中校、上校参谋，后来还让文强给刚从俄罗斯回国的蒋经国“授课”，点评近年的中国形势。文强重新加入了，在戴笠的“提携”下官运亨通、扶摇直上。1944年春任中美合作所第三特种技术训练班副主任；1945年春任军统局北方区区长，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肃奸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任军统局东北办事处处长。因策北、东北部队有功，1946年被晋升为中将。在东北期间，他与时任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部司令长官的杜聿明结下了交情，这为他后来在败退前夕赴淮海前线作战被俘埋下了伏笔。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时，曾经派人劝说文强归队，但文强没有答应，错过了一次弃暗投明的大好机会。1946年3月16日，戴笠在南京板桥镇的岱山坠机身亡。“后台”倒了，文强在“军统”中备感失意，萌生了退出“军统”谋求正规军职的念头。1948年夏，与文强父亲有交情的湖南绥靖主任兼省程潜把他拉了过去，任命他为湖南绥靖办公室中将主任兼第一处处长。文强后来曾说：“我脱离了军统，后来我成了战犯，从来没有追究过我军统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步棋走得对。”1948年9月，蒋介石和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点将，任命文强为徐州“剿总”前线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11月，文强参加淮海战役，翌年1月即被我军俘获。文强自称“帮过杜聿明一把”。那是从徐州撤退途中，手下报告我军七个武工队员，杜聿明大笔一挥，下达了“就地枪决”的命令。精明的文强或许已想到要留一条，设法瞒着杜聿明把这七个人给放跑了。后来杜聿明成为战犯，之一是七个武工队员。文强赶紧为他，对审查组说：“那七个人被我放掉了，一个也没有死！”审查组经过调查，果真查到了七人的下落。杜聿明1959年12月获时对文强说：“你这个副参谋长救了我的命，否则我不了。”文强被关在功德林，他感觉自己不可能有重获的那一天，再加上性格执拗，故。其他战犯纷纷写，他不写，还地对管理人员说：“是我表哥，是我的上级，是我的老师和介绍人，算是我同乡，是我同学，这么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也应该他们写，我不写。”从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先后有6批战犯被，文强始终榜上无名。“”爆发后，战犯工作停止。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战犯被，文强终于走出了。对推崇备至战犯可选择定居地，文强有一子一弟在美国，另有一弟在，但他说：“我一不出国，去，我就呆在。”安排他到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使他生活有了保障。文史专员有20多个，要选一个管学习管生活的小组长。专员们意识特强，选组长也要搞无记名投票。文强性格开朗，又是个“热心肠”，结果每次都当选，乐呵呵地一口气当了15年小组长。文强出狱的第二年“”，接着是、。眼见祖国日益强盛，人民生活逐年改善，文强满心欢喜，给予他的待遇和生活待遇也让他非常满意。1983年，他当选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开始积极做两件事，一是撰写回忆文章在发表，海峡两岸故交旧友的情谊。二是参与组织黄埔同学会。1984年，他担任全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和市黄埔同学会的第一副会长，广泛联络黄埔军校校友。他还身兼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中央顾问。他参政议政意识特别强，身体硬朗，所以只要收到会议通知，他一定到会。被后，文强一直很想回湖南老家看看，但始终没有成行，因为心中有个疙瘩没解开。当初受他的，很多亲友遭了殃，这令他一直心存负疚和抱怨。1984年，文强等原将领在广州开会，湖南省政协领导闻讯到广州找文强，说：“这次我到广州，就是让你们跟我回湖南，我带着省交际处处长来了，还带着请柬，请你们这些高级将领回湖南。”开始时文强态度强硬：“我不回去！我没有办法回去！”湖南省政协的领导耐心做工作，文强终于被了，答应回去，还同意做其他将领的工作。有9位老将领被文强，表示愿意跟他回去，文强再找来一个湖南人的女婿，也是黄埔学生，凑齐10人，热热闹闹地返乡。见到久别的故乡面貌焕然一新，文强高兴得眉飞色舞，但很快脸色就阴了下来，因为他得知在他坐牢的时候，自家的祖坟被挖了。后来到了另外一个县，县长请他在科级干部会上讲话，他登台侃侃而谈，先讲落叶归根，接着讲问题和当前的国际形势，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挖祖坟的问题。他说：“历史不能割断，文化不能割断，我下乡看到，把我家的祖坟挖掉了，祖的牌位砸掉了，家谱也烧掉了，人文历史都不要了，忘本了，我反对！”1985年的一天，文强到同为文史专员的原一个姓郑的军长家里做客，见到一张从美国寄回的合影，便拿起来端详。照片中有一两百人，前排一位穿红旗袍的女士格外引人注目。文强看着红衣女士忽然叫道：“这个人好像是我的学生蒋志云哎！”郑告诉他，此人确是蒋志云，的“国大”代表。文强再仔细看照片，又认出了40多人，他们当中大多数是黄埔学生。郑他写个报告，申请到或美国去会老友。文强回家后立即给蒋志云写信，半个月不到，收到了蒋志云热烈欢迎他访美的回信。文强趁热打铁，写了一份赴美会友的申请呈时任全国政协的，非常支持，通知了，很快为文强办好了出国手续。在美3月，文强跑了10个州，会见了许多老朋友，包括后到美国、、等地定居的老熟人。他在美的一子一弟以及在的弟弟也特地赶来与他团聚。每到一地，文强必谈，他认为把中国的事情搞得很好，没有，就不可能有当今中国的一切。他说：“若能在有生之年写出一本《主义》，是最愉快的事情了。”蒋志云告诉文强，存有他的100万美金，是他在坐牢期间方面发给他的“工资”。文强对蒋志云说，我要是拿了这笔钱，人家会说我这个人钱能买得动，这有辱于我们祖，有辱于文天祥，这个钱我不能要！文强生性乐观，生活有规律，直到90高龄时仍觉得自己“像小伙子一样”。他说：“从1949年1月10日我被俘那一天起，我认为自己一直在红旗活”，“我家20代以内都没有90岁以上的人，我活到现在90多岁，还在活，我们这些人还是沾了的光，特别是沾了的光，才活到今天”。曾有一篇报道称文强“诗杰侠义”，说他写下很多诗，对家庭、社会都很侠义。文强看到报道后笑逐颜开，他说希望在自己死后，人们提起他时会说“文强是一个善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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