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车选日子

　　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学领域内的,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民俗节庆、人文历史地理中,针对音乐、人、文化语境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多视角、度的描述、分析与思考。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即如何选择“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研究”(文化大于音乐的研究——人类学派),以及“视音乐为一种艺术形态存在方式”(音乐大于文化的研究——音乐学派)的两种研究向,关键还是针对研究对象而定。目前学界比较热门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比较研究就是典型的案例,它是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立体研究,同时也是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以及存续在不同语境中的相同文化特质的音乐事象进行的多点性质的跨界比较研究。

　　在当前知识交汇、学科跨界交叉的学术语境中,民族音乐学学科的发展与研究必须要大力吸收人文社科知识作为田野实践与案头文本分析、阐释的理论工具。民族音乐学研究已经不完全是一种纯粹的艺术学领域内的,而是将其置于特定的民俗节庆、人文历史地理中,针对音乐、人、文化语境三者的互动关系进行多视角、度的描述、分析与思考。因为任何传统音乐事象的生发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地理文化,仅以艺术形态而存在的民族音乐学分析与解读将是不完整的,甚至是片面的。学科跨界与交叉是当界民族音乐学发展的趋势,也是学科发展的长期。

　　一些学者质疑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的“去音乐化”的倾向。对此,笔者认为需要厘清两个问题,即如何选择“将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研究”(文化大于音乐的研究——人类学派),以及“视音乐为一种艺术形态存在方式”(音乐大于文化的研究——音乐学派)的两种研究向,关键还是针对研究对象而定。研究的前提还要区分研究对象是汉族传统音乐还是少数民族音乐,如果是前者,那么我们会在观照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基础上,对其音乐艺术形态进行重点分析与解读。因为,中国汉族传统音乐的艺术形态在长期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发展相对较为成熟,而且力度大与变迁维度广,比如汉族音乐、汉传佛教音乐、汉族戏曲音乐等等。我们应着力于重点分析与解读其艺术形态的同时,再附之于观照其音乐与其文化语境互动关系的考察。

　　然而,当我们置身于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语境中时,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深深依托扎根在民俗节庆仪式中的,作为一种民俗事象而存在的歌乐舞形式。这种所谓“艺术表演”完全是一种依附特定文化语境中的再普通不过的生活方式,而并不是真正意义上舞台化性质的“音乐表演”。况且从其艺术本体特征进行考量可以看出,很多少数民族传统音乐多是一种单一的反复变化体形式的音乐曲体结构,很多表演都是即兴的。

　　少数民族歌舞音乐文化是作为某一族群最原始、最本真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存在的,它更强调作为文化象征性质的民俗功能,与真正的作为审美功能的舞台化表演相差甚远。面对这样的音乐文化样态,我们要重点观察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表演形态与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民俗语境的互动因素。我们更倾向于将少数民族的歌乐舞表演视为一种民俗文化事象,而不是单一的艺术形态的存在方式。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学术定位与研究主要针对研究对象的文化特性、艺术本体样态、音乐文化的族性而定。所以杨民康研究员认为的“艺术切入、随缘选择”话语正是对上述问题的最好诠释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