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系是他很疼爱的一个‘女儿’。”10月25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办公楼里，陈振新这样形容父亲陈望道对于新闻学系的感情。在记者面前，他习惯称自己的父亲为“望老”。

　　陈振新一坐下来就跟记者闲聊现在上海几大老的转型情况，笑称还不太懂用手机看新闻，更习惯看和网站。陈振新也曾是复旦大学电子工程系的教授，退休之后成了陈望道研究会，以研究员和儿子的双重身份，重新回顾父亲陈望道这一生。

　　作为《宣言》中文全译本首的陈望道，一生荣誉甚多，他被冠以社会活动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等多个头衔。而对于复旦新闻学院的师生而言，他更为亲切的身份则是——抗战时期与学生共患难的复旦新闻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之后复旦大学首位校长。

　　1920年陈望道复旦大学，中途因学生离开近10年，总共在复旦执教47年，担任校长25年。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险被停办，陈望道力争后才得以保留，薪火相传延续至今。

　　今年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九十周年的诞辰，与它同岁的还有复旦新闻学院1949级学子蓝聚萍。在陈望道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蓝聚萍曾担任过十年的校长秘书。

　　采访约在蓝聚萍的家里，这是复旦大学一套老教师宿舍。当天他穿着一件灰宽松的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手里端着的茶杯还是复旦新闻学院80周年的纪念品，刻着“1929-2009年”，旁边摆着一台老旧的收音机。

　　这位90岁的老人，小心翼翼地向澎湃新闻（）记者展示他前不久荣获的一枚“庆祝中华人民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在其身后的一面墙整整贴满了他与家人、陈望道以及复旦大学的合照，数十年的光影变幻讲述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成长变迁。

　　上海国定400号，这是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现今的院址。2005年1月，新闻学院才正式迁入这个新院区，在它90年的发展历史上，曾几度变迁院址，经历过停办危机。

　　复旦新闻学系的诞生离不开陈望道的推动。1920年9月，陈望道被安排到复旦国文科工作。在此之前，同年的4月份，首个《宣言》中文全译本出版，翻正是陈望道。

　　“陈望道”这个名字一时间在国内进步青年组织中传开。这一年，陈望道还与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后为上海主义小组），研讨中国社会的问题，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组织。

　　出于对新闻事业的热爱，陈望道将新闻学引进了学校。1927年，陈望道任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主任，将学科内的新闻学扩展为新闻学组，还特聘新闻名家讲授“新闻编辑”、“报馆组织”、“新闻采访”与“新闻学”等专业课程。

　　“虽然当时望老是中文系主任而不是新闻系主任，但他一直关心着新闻事业和新闻教育的发展。”陈振新告诉澎湃新闻。

　　正是有了这些理论建设基础，1929年9月，复旦大学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规程改科为系，原中国文学科分别设立中国文学系与新闻学系，复旦大学新闻学系正式成立。陈望道继续担任中文系主任，新闻学系的首任系主任则为中国文学科谢六逸教授。

　　在内忧外患的动荡年代，复旦大学新闻学系随着国运坎坷而颠沛。为了给学生继续上课，学院几易其址，。1937年12月底，日军侵略，上海沦陷后，新闻学系与复旦大学其他院系部分师生迁至重庆，借用位于重庆菜园坝的复旦中学校舍复学。1941年5月，敌机轮番轰炸重庆，新闻学系高年级学生随之又迁往重庆另一处乡镇化龙桥上课。

　　在重庆办学期间，为了解决学生的学习场所问题，1944年4月，陈望道发起面向社会募捐的新闻馆创建计划，建馆筹款目标是100万元，但半年内就已募到150多万元。一年后，1945年4月5日，新闻馆终于落成，这是一间面积400平方米的西式平房，位于重庆夏坝校园西北角。

　　谈起父亲做的这件事，陈振新言语之间流露着心疼。1944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年代，从那一年夏天开始，望老到处借钱筹款，为了节省时间，他每天都是买个烧饼、喝杯水就算吃饭了，晚上则睡在朋友家满是臭虫的床板上。等筹到了款，望老累倒病了一个多月，整口牙齿都拔了，换成假牙。这场病后，望老把烟也戒了。

　　“虽然新闻馆的平房只是用竹片涂上烂泥造起的，却并不比现在造一座高楼大厦来得容易。”陈振新感叹。

　　直到1946年6月，复旦新闻学系才随同学校一起迁回上海。少有人知晓的是，复旦新闻学院还曾经历停办的危机。1952年9月，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在教学工作上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取消学分制与分组制。因听说苏联只有党校才办新闻学系，有关部门曾拟停办复旦大学新闻学系。

　　当时陈望道已是复旦大学校长。陈振新回忆，父亲一听说复旦新闻系要撤消了，急得不得了，两次专程去，找教育部不行，又去找总理。总理请示，最后毛说“陈望道要办，就让他办”。这样，复旦新闻学系才得以保留下来。

　　如果了解那个年代陈望道和复旦新闻学院师生共患难、为时代发声的岁月，就不难理解陈望道为何如此于保留新闻学系。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正处于新旧文化、、制度激烈较量的时期。1931年，复旦中文系一位学生因需要私自敲响了校钟，时任中文系主任的陈望道为了学生，离开复旦。

　　离开以后，陈望道开大江书铺，出版大量介绍新文艺思想的书刊，以及办和，包括《日报》、《太白》、《大江月刊》，同时出版《修辞学发凡》、《因明学》、《望道文辑》等著作，甚至发起成立了中国著作家抗日会抗日活动，活跃于新闻出版界。

　　也由于出版物和抗日会进步和反侵略的思想，陈望道被以及日本侵略者视为“”。陈振新称，那段时期父亲陈望道是“上的人”。

　　受此影响，陈振新从小没有跟父亲一起生活，也不知道原来父亲是一位身份重要的人物，直到1949年才回到父母亲身边。如今也有80岁的他笑呵呵向记者摆摆手，“父母没有跟我说，我那时候还小，并不知道父亲在做什么，小孩子有饭吃就满足了，哪懂这些？”

　　1940年，陈望道回到了复旦大学，此时新闻学系已经迁往重庆。1942年9月，陈望道正式接任系主任，办学，把“真理、社会”作为办系指导原则，鼓励学生“有胆有识、学有专长”。

　　“他觉得社会就是要真理，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就要去、去。胆，就是要有敢讲真话的胆量；识，就是所讲的话要有见地。”陈振新这样理解父亲的想法。

　　1943年，在陈望道的支持下，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于每周六晚上举办“新闻晚会”，以讨论、进行学术研究的形式开展活动，人人都可以发言。晚会的主题事关国家前途，有“新闻与”、“我们的出何在”、“中国将向何处去”等。

　　截至1946年6月，复旦新闻学系随同学校从重庆迁回上海，新闻晚会共举办了110次。由于影响颇大，引起的和校方的担忧，陈望道却站出来顶住压力，“出了事情，我负责！”新闻学系也因此成了当时复旦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翻译《宣言》对望老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后来创办的新闻晚会，当时把他界定为‘的教授’，而且我父亲脾气很犟，他当时处的一定是很困难的。”陈振新反复念叨，“一定很困难”。

　　新闻学系迁回上海后，复旦大学燕园一座小楼也被命名为“新闻馆”，学生们又重新回到这个叫做“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的地方，新闻馆前面的草坪当时叫“广场”，也叫“草坪”。这里承载着新闻人在暗涌流动的时代之下对于国运、命运何处去的思考与呐喊。

　　蓝聚萍告诉记者，他是新闻系1949级的学生，中学时期就活跃在上海各大进步学生组织当中，负责地下工作，联系群众，组织，敢站出来讲话。他解释自己的名字，“把萍水相逢的人团聚起来”。

　　在还没上大学之前，蓝聚萍就已经参加过复旦的。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的校刊《复旦人》曾提到蓝聚萍对于往事的回忆，1947年到1948年间的“广场”，主要聚集着大学里的积极和地下，新闻系是当时复旦校园里思想最活跃，气息最浓郁的系，而新闻馆和前面的草坪是当年主要的学生活动场所，学生经常组织学习小组、辩论队，思想派别林立。

　　“大家参加社会活动很积极热情，那时候总感觉有很多事情要做。”能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读书对于蓝聚萍来说是无比自豪的事情，他说，当时新闻系很受欢迎，尤其复旦新闻系在国内的地位非常高。

　　蓝聚萍那一届新闻学系1949级学生总共有80人，组成一个大班级。他记得，当时陈望道校长跟学生的关系很亲密，经常在校园走来走去，或者去新闻馆、学生宿舍跟学生聊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也直接跟他反映。

　　在蓝聚萍家里的那面墙上，贴着一张他与陈望道老校长在新闻馆合影的老照片，还有一张是在1950年10月与同学在新闻馆前的合照。

　　1949年4月5日，“新闻馆”成立四周年之时，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重要奠基人之一的于右任从南京寄赠陈望道“记者之师”立轴一幅。

　　“望老与新闻系以及新闻事业的，可以说长达近半个世纪。”陈振新认为，父亲的一生，是跟所从事的语文教育和新闻教育分不开的。

　　重庆时期，陈望道创新式、前瞻性的办学和方法为复旦新闻学系打下了稳固的根基。他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在当时条件艰苦的抗战时期，恢复了新闻学系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并且自任“复新通讯社”社长、出版复新社的《通讯稿》刊物，由学生当编辑。另外，他还鼓励学生办壁报，所办的壁报有《夏坝风》等30多种。

　　陈振新还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一次陈望道上课，顾顺章灭门案进教室后他不急着上课，却向同学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每天来上课要经过的那座桥，两边的护拦杆有几根？”同学们面面相视，没有一个人举手回答。陈望道严肃地说：“我们作为未来的新闻人，要随时注意身边的事情，要有性。”他还曾要求学生去人多的地方，如茶馆等写作，以锻炼专注度。

　　1943年，陈望道提出“好学力行”四字作为新闻学系系铭。起初曾有人用“打成一片”，陈望道思虑再三认为用“好学力行”更合适，大家经过讨论，最后确定使用后者。“望老说，学行并重这才是对新闻人根本的要求。”陈振新解释父亲当时的想法。

　　陈振新告诉澎湃新闻，“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复旦的校长，是把新闻系当作儿女来培养的，有一种讲不清道不明的感情。”此前，他在接受其他采访时提及，当了校长后，陈望道在给毕业生的题词中语重心长地写下：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全心全意。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复旦大学动员在校学生参加军事干校，并成立“保送学生委员会”，新闻学系率先公布录取名单光荣榜，共计有29名同学，名单里面就有蓝聚萍。这一去便是13年，蓝聚萍在1963年才回到复旦，后来担任陈望道校长秘书。

　　谈起当时这个决定，蓝聚萍一脸的“云淡风轻”，并不觉得是什么大事，“解放初期，大家当时的思想很简单，就是哪里需要去哪里。”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复旦新闻学系的学生培养目标为“有巩固基础、发展前途的新闻文字工作者”。1992年12月4日，经校务会议同意，复旦设立了“陈望道新闻教育”。

　　时至今日，复旦新闻学院“新闻晚会”的传统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今年10月22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学生会举办的“新闻晚会”第153期院庆特别期在新闻学院蔡冠深报告厅举行。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九十周年纪念系列活动之一，10月26日-11月25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还举办了“历史的底稿——十七世纪后中外珍报展”，展出的90份中外报刊，除《申报》创刊号之外均为原件，藏品源自全球各大洲数十个国家，刊印时间跨度长达300多年。在10月26日该报展揭幕仪式上，复旦大学老新闻学系副主任、教授董称，这是历史的延续。

　　据《复旦新闻学院大事记》记载，1935年10月，为庆祝复旦大学30周年校庆，新闻学系举办“首届世界展览会”，被誉为“中国新闻史上的创举”。当时，校长亲自担任筹备会会长，系主任谢六逸任副会长。展览会为期一个星期，参观者近万人，展出了本国1500多种，分别来自33个国家的外国500多种。

　　1945年4月5日，复旦大学新闻馆在重庆举行开馆典礼之日，新闻学系举办了第二次“世界报刊展览会”，展出国内外报刊上千种，陈望道时任新闻学系主任。

　　“昨天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我们做新闻的人是随着历史一起成长的。时代在不断变化，但永远都不要忘了新闻人是从这个地方起步的。”10月26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米博华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

　　在接下来的11月2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90周年院庆大会上，蓝聚萍将作为校友代表发言。10月25日采访结束之时，澎湃新闻曾问及他对于新闻学系90周年诞辰的寄语，他说了四个字：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