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雷雨》与《乌盆记》 两部悲剧 不同命运
即便“斯坦尼”等传统的表演理论看上去过时了，即便是最自然流或者最荒诞的表演，演员也不能否认需要从内心寻找“救命稻草”，而不是凭借经验或者模仿。
《雷雨》是话剧，《乌盆记》是京剧；《雷雨》讲的是时代的故事，《乌盆记》讲的是北宋时期的故事；《雷雨》是现代人编的，《乌盆记》是根据传统小说改的；《雷雨》展示了两个家庭的命运，间接地折射了时代风云，《乌盆记》叙述了一个凶杀案，外加一点神仙鬼怪……二者唯一的共同点——都是悲剧。
巧合的是，我的一位朋友看了最近上演的《雷雨》，他笑场；可是不久之前，他第一次看《乌盆记》的时候，却没有笑场——当然，当张别古在剧中插科打诨的时候，他顺延着剧情，乐了。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一位当代人，他是离《雷雨》时代更近，还是离北宋更近？作为一位当代文人，他是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代表作《雷雨》熟悉，还是对日薄西山的京剧熟悉？显然，从逻辑到现实，他都是对《雷雨》更为了解。那他为什么还会“不懂”《雷雨》，却读懂了《乌盆记》呢？
答案很简单，于《雷雨》而言，他“不懂”的不是曹禺的《雷雨》，而是这版话剧《雷雨》的导演与表演。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善良的四凤会有如此夸张、不知所措的表演：这既不属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式的表演——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在鲁侍萍那样的下，四凤可能是那样外化甚至“奔放”吗？她可能会那样歇斯底里地高声尖叫，做出双臂大开大合，甚至要扯开自己衣裳的动作吗？
那表演也不属于布莱希特所主张的那种“间离”：那种动作毫无和美感，演员的确告诉了观众她是在表演，但是它产生的不是“间离效果”，而是“隔离效果”。
同样，他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周萍会成了一个吊儿郎当，腻腻歪歪的中年男人。在曹禺的笔下，周萍并非是一个简单的纨绔子弟，他原本有思想，有文化，有冲破的渴望，所以才敢和后母；但是他缺乏父亲的勇气，他无法彻底这个家庭，他是一个“矛盾体”，一切内心的挣扎最终表现为外在的“玩世不恭”。这绝对不是现在王斑所呈现的那种唯唯诺诺、毫无主见的傀儡形象。
当然，今天的我们与《雷雨》存在着时代的隔断，我们很难仅从一部经典“三一律”结构的话剧剧本中来充分地认识这些主要人物的内涵：在一种观念里，《雷雨》是一部充满着“斗争”、“”、“阶级”涵义的悲剧；但是还有很多人用“人性”来解读《雷雨》，更强调性格悲剧和命运悲剧，在他们看来，即便是周朴园，也不能以简单的、来定性。
事实上，《雷雨》在它所诞生的那个年代，单靠“三一律”和“冲突律”是能引起同时代观众共鸣的，因为剧中所展现的故事和人物都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例如周萍，这个人物与《家》中的觉新、《四世同堂》的祁瑞宣相比，尽管具体人物性格、定位和命运有着各自的，但本质上具有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长子长孙，不得不在家庭与理想之间徘徊，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挣扎。
可是现在，《雷雨》仅凭故事本身去引起观众的共鸣，其难度增加得岂止一倍两倍，在这种情况下，还想本着遵循原著的原则，如何在小小的舞台上去营造一个于当代的时空，让观众穿越回去，这是导演和演员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题。
至少，不能完全靠剧本。导演和演员需要在同时代的文学作品、电影作品里去寻找那个时代的特点、人文、思想逻辑……例如，为什么不去看看电影《桃花泣血记》里的金焰和阮玲玉？看看富家子弟和穷人家的女孩子是怎样的举止动作；为什么不去看看《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张和素芬呢？张较之周朴园、素芬对于鲁侍萍……是不是有着可借鉴的意义呢？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的人，那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雷雨》，也根本不可能演出那个时代感来。我们不可能用现代人的思维去认识过去的人，如果那样创造出来的只可能是“笑场人物”——除非导演和演员有意地解构或者重构经典。
我那位看了《乌盆记》的朋友在看过《雷雨》之后感慨：话剧不如京剧。姑且不说这句话正确与否，但在给予观众“穿越”感上，京剧具有天生优势。因为它所有的表演、歌唱、念白、舞台美术、服化道等都是对古代生活的高度凝练并经过审美意义上的选择和加工，它甚至精细到了所有的举手投足都具有规范；它在“美”的原则下给予观众对过去的时代语境的认同，而演员、伴奏、化妆师，都必须遵循那些凝练出来的规律，即便他们也会有创新、，但最终的成功者往往都是那些有意无意着“移步不换形”的。这就是为什么谭鑫培在演《乌盆记》的时候，外国人能感受到鬼魂的悲哀；杜镇杰在演《乌盆记》的时候，我那朋友也能莫名地伤情——道理就在其中。
显然，与之相比，无论什么样的话剧表演都不可能像京剧这样，从外在来看，它无章可循，即便是“间离”式的表演，演员挥臂是高过头顶还是与头同高，并没有。演员只能从人物的内在去寻找应有的表演方式。即便“斯坦尼”等传统的表演理论看上去过时了，即便最自然流或者最荒诞的表演，演员也不能否认需要从内心寻找“救命稻草”，而不是凭借经验或者模仿。
由此可见，这版《雷雨》没有找到这部话剧的时代感觉，没有找到与那个时代对话的基础，因为太狭隘地局限在剧本所提供的信息中了，由此也就无法呈现观众早已认定的旧时代语境。
跳出曹禺、跳出剧本《雷雨》、跳出夏淳，或许新版《雷雨》的主创们才能找到真正与曹禺和《雷雨》对话的机会；也或许唯有如此的创作之，才能免遭观众笑场之厄吧。